周末公布的7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有所放緩，從上個月的19.1%降至16.5%。雖然整體同比增速出現小幅回落，但包括石化鋼鐵煤炭有色等上游行業盈利持續改善，而中下游行業由于終端需求沒有明顯改善而無法通過提價來順利轉嫁成本，因此利潤明顯受到擠壓。
此外，在非國有企業利潤增速普遍出現不同程度下滑的同時，國有企業利潤增速繼續高歌猛進，7月大幅跳升13.5個百分點至34.2%。最近幾個月的工業企業利潤數據很明顯的給出了這樣一幅圖景“上游擠占下游利潤，國有擠占民營利潤”。前者導致PPI狂飆的同時，CPI依然低位徘徊，中下游企業在缺乏議價能力的情況下承受上游成本上漲的壓力；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國進民退”的傾向。
這一輪供給側去產能深入推進過程中，大量的規模和環保不達標的中小民營企業被限產甚至關停，而的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卻享受去產能價格導致暴漲帶來的所謂“剩者為王”的政策紅利。
不可否認，目前推行供給側改革在淘汰過剩和落后產能的過程中有利于加快供給出清，并帶來行業集中度的提升，進而避免低效的無序競爭。但是否應該通過政策來人為加快這種出清值得商榷。其實在PPI長達4年多(連續54個月)負增長的期間，大量的過剩產能已經停產，而且未來也無復產的可能，工業品價格通縮也在緩慢地推動了供給端產能的出清。雖然這種市場化去產能的過程相對痛苦，需要伴隨著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速疲軟、銀行壞賬率上升等令政策制定者十分頭疼的問題。但在經歷過這種痛苦的市場化去產能之后而生存下來的企業未必一定是規模龐大，但一定是在生產效率和市場策略方面勝出。
上世紀90年代末年朱镕基總理啟動的國有企業改革中關于紡織行業“壓錠”去產能，值得與目前的鋼鐵煤炭行業去產能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針對紡織行業大面積虧損和產能嚴重過剩的局面，1998年初，國務院于年初發布了《國務院關于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正式提出改革目標：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后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到2000年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伴隨著堅決去產能，整個行業在1999年就提前實現了全行業扭虧，之后盈利能力不斷攀升。但如果拋開一開始的行政化“壓錠”對紡織行業之后盈利能力的持續改善作進一步深入的分析的話，我們會發現去產能只不過是整個故事的開頭，而推動故事情節展開和進入高潮部分的確是市場化改革。
在朱镕基總理對紡織業進行大刀闊斧的“壓錠”供給側改革之后，民營企業逐步成為紡織行業的主導力量。根據我們手頭的數據來看，紡織行業國有企業數量從2003年的1754家跌至2008年的1175家。但這時期的大背景是中國加入WTO，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出口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軍，全國規模以上紡織企業數量從2003年的14863飆升至2008年的33133家，增長超過100%。雖然可能從統計口徑來說，這兩個數字不存在完全的可比性，但從趨勢來看，紡織行業在去產能和之后的產能回歸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是很明顯的“國退民進”的特征，而正是因為在紡織行業的這種“國退民進”使得紡織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即便在大家的印象中，紡織行業是一個絕對的夕陽行業，但事實上整體的經營狀況卻實在不斷改善，平均資產負債率從1998年的75.68%一路下行至2014年的53.7%，過程中即便碰到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貸危機，也沒有出現反彈，同期利潤率也持續改善。
無獨有偶，筆者認識的一位資深分析人士在研究中國各行業的經營和盈利狀況的時候，發現紡織行業這幾年盈利狀況一直不錯，這和印象中瀕臨淘汰的夕陽行業有很大的不同。況且這幾年人民幣匯率堅挺且勞動力成本飆升，這對出口導向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紡織行業而言都是致命的。困惑之余，他本人去江浙一帶調研，得到的結論發人深省：當地企業負責人說，在1997年朱镕基總理實施了以紡織壓錠為手段的國企改革之后，紡織行業似乎就被國家所遺忘了，非但紡織工業部作為一個部委被撤銷，而且國家對紡織行業也幾乎不再提供任何補貼和政策性優惠。大量國有紡織企業被兼并收購，整個行業基本上是市場化運營。該負責人提及說：“如果不是現在棉花價格依然是國家管控，整個紡織行業的盈利水平可能會更高”。但這個負責人也指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整體行業盈利狀況還可以，但這背后的行業內部競爭也非常激烈，每年也有大量的相關企業由于不適應市場競爭而主動或者被動的選擇退出，市場化的優勝劣汰造成整個紡織行業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依然生機勃勃。
從紡織行業的產能重塑過程中，我們看到除了一開始的壓錠有少許行政化色彩之外，但之后更多的是“國退民進”，由市場化的力量在支配這個行業的發展，結果是換來這個所謂夕陽行業的持續平穩增長。因此我們對目前供給側改革去產能過程中，國有企業憑借政策紅利在相關行業“做大做”強以及“國進民退”現象有所擔憂。
國有企業“做強”無可厚非，特別是部分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通過改革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可以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但在強調“做大”就存在一定的問題，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和制度層面等原因，在效率方面與市場化的民營企業相比明顯處于下風：截至2014年全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是65%，而全國非金融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0%，由此推測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是明顯高于非國有企業。同時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也不斷下行。截至2014年末，全國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僅為5%，而地方性國有企業更是低至3.5%。因此如果在本輪供給側改革去產能之后生存下來的都是大型國有企業，而大量中小民營企業被清除，對于這些行業未來整體發展未必是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政策紅利來做大做強本身也不利于國有企業的自身改革；仡欉^去的數十年中，國企改革幾乎是每屆中央政府都希望有所突破的重要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也經歷了大致四個階段：“擴大國企自主權、實行兩權分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資產管理”。但回頭看看，幾乎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進展甚微。每次啟動國企改革的時候，政策制定者都希望從頂層設計到操作細節面面俱到，希望給轉型中的國企能“扶上馬，送一程”，盡量縮短轉型的陣痛期。但結果往往是被轉型的行業、企業很難斷奶，持續依靠政府的補貼和政策紅利度日，而政府真正希望看到行業市場化運營則遙遙無期。筆者認為在國企改革過程中，頂層設計固然至關重要，但實際操作更應該交給市場來完成，而不是事無巨細都由政府來代勞。
從朱镕基時代紡織業“壓錠”看供給側改革中的“國進民退”
